今天的中国，疫情的阴霾正在褪去。而“魔幻”的2020年开头，却注定成为人们难以忘怀的记忆。回望来路，逝去的生命无法挽回，但疫情就像显影剂，突显了我们的准备不足和应对短板。

危机带来的警示，应该化作鞭子，促进深思和成长。在一场急性传染病疫情带来的公共卫生危机面前，我们不能将战胜危机的希望，仅仅寄托在政府的应急施策和个人的舍身奉献上，只有建立起完善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和长效有序的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才能打造一道挡在血肉身躯和肆虐病毒之间的钢铁防线。

“哨子”为何没在第一时间吹响

疫情之初，在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博士宁毅看来，我们错过了很多低成本消灭这个病毒的时机。

比如，被业内外广为诟病的预警滞后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武汉市政府应当在2019年12月29日至2020年1月4日这一时间窗内，向社会发布三级或四级警报，宣布进入预警期。

事实上，在加强公共卫生危机预警通报“哨点”建设上，国家早就做出了制度安排。2003年非典之后，我国着手搭建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应急办公室主任许树强介绍，该直报系统覆盖了全国所有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98%的县级医疗机构和96％的乡镇卫生院，各级机构一旦发现规定报告的传染病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以直报至国家层面。“传染病疫情信息平均报告时间，从原来的5天到7天缩短至2小时到4小时。”

“但是，面对这次疫情，感觉这套直报体系失灵了。”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曾对媒体表示。

为何这次我们能高效地锁定并勾勒出病毒，但信息通报的“哨子”却迟迟没有吹响？

“直报体系对已知传染病的管理，还是发挥了很大作用。”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原院长、澳门特别行政区卫生局原顾问姜庆五在分析“预警失灵”的原因时指出，对于一些已知的、诊断比较明确的传染病监测，系统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它的缺点是，没有覆盖新发传染病。

江苏省预防医学会会长、江苏省疾控中心原主任、省卫生厅原副厅长汪华对媒体表示，对于公共卫生疑似突发事件，有另外一个报告系统。这个系统规定了报告的数量、范围、时间，因为它是疑似病例，因此不对外公布，要通过专家评估、核实、诊断，最后确定是不是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里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这暴露了我们在制度与规范设计上存在的问题。”

对于新发传染病的预警，2013年修订实施的《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九条有所提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传染病发生、流行趋势的预测，及时发出传染病预警，根据情况予以公布。”但是对于怎么报告，没有明确的规定。

语焉不详的危害，在新冠疫情初期显露无疑。“疫情出现了，谁来报，报给谁，谁来决策，现在不顺。层层报、层层阻拦、层层淡化，到了中央就变味了。”疫情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在接受采访时直言，未来我们的传染病法还要再修再改。

疾控机构的失声和缺位

新冠病毒肺炎的暴发，无疑是对非典之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改革的一场“摸底考”。而在这次考试的初期，公卫和疾控部门的考分，算不上高。

今年1月底，一篇由中国疾控中心和各级疾控中心专家发表的论文，把中国疾病预防中心推上了风口浪尖。文章结论表示，在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武汉已经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疾病传播，即所谓“人传人”。网友一时间怒火冲天：为什么还有空发论文，而不是直接公布信息？

很快，中国CDC做出回应，称该论文提出的“人传人”观点是回顾性推论，且所有案例此前均已向社会公开。然而这样的危机公关，却难以完全浇灭人们对疾控系统工作的质疑。

实际上，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关于疾控中心“很早就知道人传人，但为了发论文隐瞒”的说法，并不能站得住脚。但一些专家分析认为，在此次疫情控制里，公共卫生和疾病控制机构发出的声音、发挥的作用，其实更加值得探讨。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张作风在2月14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一般来说，在疫情暴发流行的时候，流行病学家是领头人，他应该协调临床各科医生、协调实验室，协调病毒学家，来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SARS的时候，中国很多流行病学家出谋划策、领导工作，做了很多事情，但这次全线静悄悄。“直到这几天，才终于看到很多流行病学专家进入了国家新增的专家名单”。

和张作风一样，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刘晓云也有类似的感受。“前期预防和隔离应该采取一些更加重要的策略，感觉疾控中心的作用和声音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刘晓云看来，疾控中心也有传播和科研的职能，在国际刊物发表论文的事情，这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该做的工作、该尽的职责有没有充分发挥。“最早的几例疾病，是不是要去隔离？是否做了流行病学调查？是否对医务人员进行了防护？疫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这些事情要充分做起来，这是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应该去做的工作。但是，显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发声很少、应对乏力，也折射出疾控中心目前在中国卫生系统中的尴尬境地。

相较于医疗，公共卫生界在话语权上长期相对弱势；疾控部门没有行政权力，在疫情的处置中，往往也缺乏自己的决定权、处置权。一位公共卫生一线从业者在评论中写道：回到这次疫情，公卫医师没有处方权；组织协调，疾控中心没有命令权；疾病管控舆论检查，疾控中心没有惩罚权。疾控中心能做的就是配合做好疾病防控，在实验室里做文章。“疾控的资源和权力很少，同样是医学生，我们想冲锋献身，却没有机会。”

“医疗挤兑”和战略储备不足

今年年初，当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这个人口千万量级的大城市暴发时，正值春运高峰期以及流感、肺炎高发季。

公开报道显示，突如其来的病毒传染性极强，疫情发现初期，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恐慌的患者集中涌入大医院发热门诊就诊，患者、家属等人群之间交叉感染频发。医护人员相对不足、医用防护物资紧缺、隔离救治场所不足，直接导致患者就诊排长队、疑似患者确诊入院难、重症患者死亡多出院少和部分医务人员的感染。后期随着核酸检测能力的提升，未能收治的新冠肺炎患者越积越多，加剧了患者的“拥堵”，医疗资源的“挤兑”，大大超出了医疗机构的承受能力。

在更加宏观的层面，分级、分层、分流的重大疫情救治机制的缺位和简单化、碎片化的危机治理能力，也没能让上述矛盾在短期内缓解。地处武汉的一家三甲医院工作人员撰文指出，由于对全新病毒认识的渐进性，决策部门先期对患者就医需求的预测较为乐观，之后不得不多次调整定点医院数量和重症救治医院规模，增加了医院自身调整资源、人力调配、物资准备等难度。

“在人类历史上永远会有更新的病，没有最毒、只有最新。类似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后一定还会发生，因此应急医疗救治体系始终要保持非常灵敏、非常强大。”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对媒体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撰文指出，在应急医疗服务提供上，我国各级传染病医院承担主要的救治职责。但他认为，由于传染病医院医务人员的日常培养缺乏综合导向，导致医务人员对多人群、多症状、复杂疾病的临床诊断和综合治疗能力较低。现实就是，现有综合性医疗机构感染病区专业设施与能力建设，尚不能在疫情发生时有效形成体系救治患者。

口罩告急、防护服紧缺、检测试剂和救治设备不够，也是全国人民在此次疫情中的共同记忆。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表示，这一次确实暴露了医疗资源储备的严重不足。从非典以后，我们国家就一直致力于建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问题的制度体系，希望把所有环节各方面都准备好以防不时之需。“国家也有储备一些药品，但这次是耗材的极大不足，我们恨不得把全球的口罩都给买了。”李玲认为，未来，要在第一时刻有计划地管控供需双方。

“网上很多人在吐槽，这次疫情暴露出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不少问题。”李玲说，换个角度想，没有什么体系能完美地应对如此规模的疫情。在这次疫情中暴露出的问题越大，之后的收获和进步可能也将越大。“我们需要在‘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李玲说。

文：本刊记者 孙梦 连漪 郭晓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