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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报2020-02-20

1月23日凌晨2时，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公告，自当日10时起，全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如今，距离武汉“封城”已近一个月。这座人口超过1000万的特大城市，在经历了痛苦、焦虑和迷茫之后，坚定地向着曙光前行。

疫情悄然而至

2019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生张继先接诊了不明原因发热的患者，并随即上报疫情。2019年12月30日，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传言开始在网络流传。2020年1月中上旬，武汉市第五医院等多家医院发现，病房内“奇怪”的发热患者在不断增加。

当时，这些消息散落在媒体与网络，许多人不以为意。吕明不这么认为，她是武汉市江岸区后湖街金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1月5日，她接到了疾控部门的任务，对辖区内一户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随访。出于职业敏感，她从1月17日开始，储备了足够数量的防护服、口罩及消毒用品，要求社区医护人员接诊时佩戴N95口罩，同时劝说患者佩戴口罩。

随着可疑病人越来越多，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始采取一些应对措施。张继先回忆说，医院当时在发热病区单独隔离出一个小区域，专门收治可疑病人。进入这个病区的医生护士需要添加防护装备，佩戴医用N95口罩，穿上手术防护衣。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武汉市民而言，几乎直到听说“封城”的那一刻，才意识到问题真正的严重性。即使是在医疗机构，像吕明、张继先一样提前进行准备的医生也不多。

“全家都是从1月23日才开始戴口罩的。”王璇是武汉当地一家媒体的记者，她观察发现，在此之前，武汉街头只有不超过一半的人戴口罩。而且，正值春节前夕，超市、商场等商业中心几乎爆满。然而，病毒已在蔓延。

惨痛的坚守

“封城”当天，大批人员赶在最后时刻离开武汉。根据武汉市政府的统计，最终有900多万市民留守武汉。昔日繁华的城市街头，除了救护车呼啸而过，几无人影。

随着疫情的扩散，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医院发热门诊。尽管武汉是医疗资源最为雄厚的城市之一，但挤兑式的医疗需求突然爆发，瞬间冲垮了医院的承受能力。从1月下旬到2月初的这段时间，武汉医疗体系全面告急。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急诊科的一名医生回忆说，“封城”最初的那几天，患者就像潮水一样涌进来。许多医生在门诊一坐就是12个小时，即使不吃不喝也没法把病人看完。

在紧急改造成传染病医院的武汉市第五医院，同样是人满为患。新开的病房立刻就会住满，许多患者只能在发热门诊等待。

“门诊的病人很着急，人那么多，门诊要等四五个小时，拍片又要等四五个小时，还有可能住不进院。一着急，就会吵架，甚至有些过激的行为。”武汉市第五医院心内科主任洪李锋说，“这都能理解，其实我们更着急。有的同事在门诊都急哭了。你知道一个医生面对救不过来的患者有多痛苦吗？有时候甚至感觉自己的无能为力，就像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不能原谅自己，很痛心。”

社区医疗体系面临的压力同样巨大。随着大医院门诊爆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需要承担发热患者的预检分诊。同时，根据当时对轻症患者“居家隔离”的要求，社区医生还要对居委会提供的发热病人进行入户排查；对居家隔离的密切接触者、疑似患者以及轻症确诊患者进行上门随访，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障。

现实远比预想的情况更严峻。记者1月底在武昌、汉口多个社区跟随社区工作人员入户排查时发现，由于居住条件有限，居家的患者不能有效隔离，导致出现了大批家庭聚集性病例。因为缺乏医疗和药品资源，许多患者在家病情加重，甚至因病离世。

社区转诊通道的不畅，加剧了社区的混乱。由于社区无法申请到确诊检测和病床，许多患者不得不在各家医院发热门诊辗转。

而作为确诊和收治住院“金标准”的核酸检测，也受到了临床医生的质疑。汉口一家医院的医生表示，根据发热、血液检测和CT影像，医生们大多可以做出临床诊断，但送去复核的核酸检测阳性率只有30%，许多病人只能被“拒之门外”。

网络上不断出现因为无法住进医院而求助的声音。王璇和几个志愿者开通了网络求助渠道，试图帮助无法入院的患者。开通仅半天，网页就瘫痪了。“需要帮助的人实在太多太多了。”王璇说，一边联系，一边流泪。

更加糟糕的是，作为对抗疫情的主力军，因为初期缺乏防护意识和防护物资，一线医护人员也出现感染。武汉多家三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出现了医务人员疑似或确诊病例。在汉口医院，呼吸科半数医生被隔离，在武昌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包括主任在内的4名医护人员被确诊感染。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数据，截至2月11日24时，武汉报告了1102例医务人员确诊病例。

不过，在混乱中，仍有温暖。张继先说，在“封城”后最艰苦的那段时间，有很多志愿者冒着感染的风险，义务接送医务人员，免费送来水和食物。

艰难的秩序重建

2月2日，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区必须完成现有“四类人员”的集中收治和隔离工作。这被外界视作对于“居家隔离”政策的纠正。不过，通知所要求的2月2日中午前完成所有人员收治的目标，直到半个月之后仍未彻底完成。

2月3日，武汉紧急将3处大型场馆连夜改造为集中收治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自2月5日深夜起，武昌方舱医院、江汉方舱医院、东西湖方舱医院相继投入运转。此外，一大批由便捷酒店改造成的隔离点开始运行，主要用于隔离疑似患者或密切接触者。

方舱医院建立初始，公众对基础设施配套、水电保障、患者心理负担等问题很关注。2月5日、7日，记者分别进入武昌方舱医院、东西湖方舱医院探访，发现诸多生活保障问题已得到解决，医护人员加强了心理疏导。随后几天，方舱医院内患者翩翩起舞的视频在网络大火。2月11日，首批符合标准的患者康复出院。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2月15日告诉记者，为了更好地救治重症患者，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3家定点医院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重症定点医院范围，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光谷院区等也成为集中收治重症病例的定点医院，目前床位已扩大到5000张。

为了支援已经严重透支的武汉医护人员，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队伍在第一时间出发。

1月24日除夕夜，广东医疗队赶赴武汉，接管汉口医院隔离病房。他们是最早一批进入武汉的医疗队之一。1月26日，由北京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6家在京委属委管医院组成的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抵达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截至2月18日，各地支援武汉的医疗队共有214支、医务人员23593名，包括5714名医生和16982名护士。他们绝大多数是来自呼吸、感染和重症救治等专科的精英力量。

在经过“封城”10多天的混乱和痛苦后，武汉终于建立起了定点医院收治重症、方舱医院收治轻症、隔离点接收疑似及密接人员的分级分类救治体系，相应的转诊流程、配套机制也逐步完善。中央提出的“千方百计保障医疗服务供给，确保感染患者得到及时收治”的政策效果开始显现。王璇说，这两天已经没有从网络渠道收到患者的求助信息了。

胶着的社区防控

在医疗救治不断得到加强的同时，社区防控要求也在发生变化。

“早期的社区防控策略存在很大的问题。”一位从北京赶赴武汉参与社区督导的公共卫生专家告诉记者，在“封城”初期，除了“居家隔离”存在问题之外，许多社区防控的基本措施都没有得到执行，传染源没有得到控制，传播途径没有切断，基层防控体系处于混乱的状态。“患者增量控制不住，建再多的病床也不够用。”

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社区防控基层专家组负责人吴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他们发现武汉早期的防控工作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小区没有进行封闭管理，生活垃圾没有进行科学处理，社区网格化排查需要进一步加强。

“作为疫情的重灾区，不能只盯着数据，不能只是听取汇报，不到一线巡查下沉干部和社区人员工作情况，不用眼睛看实际工作。这不仅给基层增加负担，也无法落实责任，更会影响基层一线人员的心理和士气。”吴浩说，他们建议必须尽快以社区为单位，进行网格式管理，加强联防联控。

专家组的建议起了作用。2月11日凌晨，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第12号通告，要求武汉所有住宅小区实行封闭管理，以此进一步加强源头管控，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2月17日，武汉全市总动员，开始在社区开展为期3天的集中拉网式大排查。

不过，在武汉之外的诸多城市，类似做法早在一周之前就已出现。

“为什么武汉拥有最好的医疗资源，拥有最精良的实验室设备，拥有刚刚经历过军运会演练的应急防控体系，却出现了现在这种局面？”武汉大学一位研究公共治理的专家对记者表示，在疫情最终得到控制后，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一进行审视。

向着曙光前行

“从去年12月底到现在，几乎没有休息过。每天从睁眼忙到天黑，早已没有了时间概念。回去倒头就睡。”张继先说。好消息是，她发现最近发热门诊的患者少多了，于是将值班的医生从3个减少到了1个。而在隔离病房，经过她签字的患者出院证明开始越来越多。

在金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吕明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街道隔离点的医疗保障工作。“封城”之初被打爆的社区医生电话，这两天已经很少响了。在其中一个隔离点，记者看到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对疑似患者进行咽拭子采集。由于检测能力的提升，当初难以申请到的核酸检测，现在已经可以在社区巡回开展采样。

2月17日，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接管运营的江汉方舱医院又有23名患者出舱。江汉方舱医院院长、武汉协和医院党委副书记孙晖告诉记者，出舱的患者在舱内平均接受治疗时间为8天左右。而在多家方舱医院，都迎来了“出舱潮”。

在收治重症患者的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北京协和医院援鄂医疗队专家李太生正和同事们努力从死神手里抢救生命。他们负责的病区，全部是危重症患者，“工作量最高的时候，32张病床用上了28台呼吸机”。李太生说：“病人用上有创呼吸机基本上就失去自我调节能力了，全部需要靠医务人员的治疗、调整和护理。哪怕只是给患者翻个身，都是非常考验一线医务人员的工作。”记者采访时，正好有6名患者症状好转，可以“拔管脱机”。李太生说：“这是作为一名医生最自豪的时候。”